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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邊城》電影改編軼事

來源:北京晚報

時間:2019-11-27

《文匯報》上新發現的桑弧文章

著名導演桑弧(1916-2004)

  桑弧佚文

  江南版《邊城》影片曾想借鑒小津安二郎

  前段時間與一幫文友在北京實地進行了“走讀沈從文”的活動,其間提到了沈從文在哪里寫作的《邊城》,驀然回首,這部經典作品已經誕生了85年,經過沈從文授權并親自修改劇本的《邊城》電影也已經過去了35年。當時影片是由凌子風執導,此片尤其嚴格忠于原著風格,并到湘西實地拍攝,角色也很恰當,凌子風憑借此片獲得了金雞獎中的最佳導演獎。

  在此前香港曾有導演拍攝過根據《邊城》改編的《翠翠》影片,主演為程思遠的女兒林黛,編劇為李翰祥,但沈從文似乎并不認可這部影片,并對翠翠一角直言“不像”。

  后來到了1982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先期給沈從文寄去改編費,希望拍攝《邊城》,但因為劇本意見不合,被沈從文一再拒絕拍攝,這一情節我在《友朋從文》中“沈從文與徐城北”一章有詳細記述,因為當時徐城北之父徐盈是中間人,沈從文也特別委托他全權轉達自己拒絕拍攝的意見。

  事情過去了一年,導演凌子風主動上門去拜訪沈從文,希望拍攝《邊城》影片,并表示將以電影的形式再現原著小說特點。年已81歲的沈從文欣然同意,并親手為兩位青年編劇修改劇本,那本帶著沈氏蠅頭書法的劇本一直為凌子風所珍藏。凌子風在開拍前還領著幾位演員上門與沈從文見面,13歲的戴吶還是一個中學生。根據當時《大眾電影》記者的報道說,沈從文一見戴吶就說:“像極了,是這個味道!”

  當我在回看這部意境寧謐的影片時,我就想,《邊城》到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被人改編為電影的,誰又是第一個想到這個創意的人?在一次偶然查詢資料時,我意外看到了著名導演桑弧的一篇佚文,時間點為1946年底,大意是說他在當時就和沈從文商量要把《邊城》搬上銀幕。在上海書展期間,我遇到了張愛玲和桑弧的研究專家陳子善先生,詢問他是否讀過此文,他說沒有,讓我去查桑弧著作集,我查了《桑弧導演文集》和《桑弧導演文存》,均無這篇文章的收錄,為此陳先生還催我趕緊把它寫出來。就在我寫作此文時,我又看到了張偉先生發表在《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五期)上的《導演桑弧遺物中幾幀圖像的釋讀》一文中提及,在新發現的桑弧遺物中涉及到了抗戰后正在籌辦的“文華影業公司”,說此公司主管行政的是張潔,桑弧“協調業務”。文章稱“1946年8月,‘文華’正式定名成立……”后來柯靈也加入進來。也正是因為有了此公司,才有了桑弧與張愛玲的相識、合作和“傳奇”的情感交集。

  張偉的文中還引用張潔日記:“(1946年8月28日)在約克與周璇、石揮、張伐同餐,談定請演《邊城》,并與性決定,新組織定名文華。”張偉在文中指出:“‘文華’最早擬拍攝的就是這部《邊城》,由桑弧導演,如果不是最后由于種種原因,導致計劃流產,‘文華’問世的第一部影片很可能將會是《邊城》。”

  再根據1950年4月25日出版的《文藝報》第二卷第三期(總第十五期)一則短訊內容:“文學名著《邊城》、《水滸傳》、《腐蝕》將先后由上海文華影片公司制成電影。《邊城》系沈從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編成電影劇本,最近又經師陀重新編寫,近期即開拍。”

  對照新發現的桑弧文章,應該說桑弧是第一個有意改編《邊城》為電影并有實際操作的導演,只是此事最終不了了之,就連桑弧先生后來自己也不再提及,其中原因也就使人不甚明了了。

  曾翻譯過金介甫著《沈從文傳》的符家欽在《沈從文故事》書中也提到了《邊城》電影的過程,“把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搬上銀幕,費了不少周折。第一次由徐昌霖導演的電影,由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部分外景在湘西實拍。結果此片未能發行。原因是片子缺乏地方氣息,又添了些意外枝節……第二次版本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攝制,導演凌子風,沈曾自己修改過電影劇本……”

  不妨先讀讀桑弧的這篇佚文,看看他對改編《邊城》的真實想法:

  《關于<邊城>與其他》(1946年12月1日之《大公報》“浮世繪”創刊號頭條)

  我是一個“沈從文迷”。

  我想,我不需要用什么話語來稱揚他的業績,他自己曾說過下面幾句話,是對于他的作品最恰當的批評。他說: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見從文小說習作選序)。

  三年前,有一次和柯靈閑談,他說沈從文的《邊城》很適宜于被搬上銀幕,他的話無意中,給了我很大的慫恿,憑著一種稚氣,我想試試這一件工作。今年夏天,沈先生到北平去教書,路過上海,我曾挽請健吾,柯靈,唐弢諸先生作介,和沈先生見過一次面。我很高興,他把改編的榮譽給了我;但也非常膽怯,我怕我會褻瀆了他的作品。

  《邊城》的情節很簡單,如作者自己所說:“這作品原本近于一個小房子的設計,用料少,占地少,希望他既經濟又不缺少空氣和陽光。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為了戲劇的排場,我也許不能不增添或刪除一些東西,因此不能忠實于原著,而結果所給予觀眾的,極可能是一個悲歡離合的故事,卻消失了原作的風格和情致,近于所謂買櫝還珠。這還不是最壞的,最壞的是連“悲歡離合”這一點也做不到,既背離了原作的神韻,又得不到戲劇上的效果,那就對作者和觀眾都是一種罪過。以前曹禺先生的作品曾數數被人任意改為電影,似乎都犯了這種毛病。我不想借現成的例子來掩飾將來可能的失敗,我只想聲明一點:我對于原著懷著最高的敬意和戒慎,因此我的失敗應該歸咎于低能,而不是由于態度的草率。

  《邊城》的背景是湘西川東交界處的一個小城,為了攝制條件的限制,我把故事的地點搬到了江南,所以原著中若干特殊風俗的場面都忍痛割舍了。例如天保和儺送兩兄弟月夜伏在翠翠家對岸的山上為翠翠唱歌的情景,就無法在銀幕上展現,這樣便使原著的魅奇瑰麗的色彩減弱了不少。我曾幻想有一天中國也能拍攝彩片,并且交通毫無阻礙,能到湘西去實地拍攝,那末《邊城》是值得重新攝制一過的。

  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他讀了《邊城》,想象銀幕上的畫面,似乎和日本電影的風格很接近。我同意他的看法。以前看過小津安二郎導演的《父親》和《慈母淚》,這里面洋溢著無言的悲哀和愉悅,令人低徊不盡。我們畢竟是東方人,在聲音光色的感受上,好萊塢給我們的是過度的刺激和疲勞,有幾部日本片子(極少數的幾部)卻充溢著清新樸拙的氣息。我們自然不必跟從日本電影也不能師事好萊塢,我們的任務是怎樣揉搓中國人自己的悲喜的面目。

  我不敢奢談什么“民族形式”等大題目,對于當前的國產電影,我只有一個極小極偏窄的意見:我希望從事制作或批評的人把“載道”的分量稍稍定得輕一些。我不是說我們應該模仿美國“趣味至上”的路子,而是說應該把觀眾看成親切的朋友,別把他們當作施教的對象。盡量引起他們欣賞的趣味,使他們領略一分快樂或惆悵,卻不是向他們灌輸一堆生硬的教條,這就是我們當前的課題。

  從桑弧文章中可見他是有著先見之明的,沈從文對于拍攝《邊城》的期望應該說與桑弧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不同的是,桑弧把《邊城》的故事搬到“江南”地域,不知道會不會還是那個小說里的“邊城”?從文可知,他之所以這樣做應該是因為交通和費用問題,湘西距離上海很遠,攝制組隊伍來回倒騰花費一定不菲,對于一個新成立的電影公司顯然要考慮成本問題。坐鎮上海,去蘇杭一帶的水鄉小鎮拍攝應該說是比較好的設想,只是這種做法肯定先要拋棄原著中一些湘西習俗和味道。如此的《邊城》從氛圍上來說是有些風險的。

  桑弧在文中一再表達個人對于《邊城》這部作品的鐘愛,甚至有著拍攝失敗的心理準備。但對于拍攝這部作品的決心,他則是相當有自信的,并引申美國好萊塢與日本的電影風格論述,同時還傾向于能夠做到日本電影大師小津安二郎的那種影片風格,相信會是一種獨有味道的《邊城》。

  一直到1947年的7月16日,在上海的汪曾祺還致信給在北平的沈從文問及《邊城》拍攝事宜:“《邊城》開拍尚無消息,我看角色導演皆成問題,拍出來亦未必能滿人意,怕他們弄得太‘感人’,原著調子即掃然無余也。”

  后來在1980年沈從文與上海制片人委托的中間人好友徐盈在信中也提到了這一問題:“朋友汪曾祺曾說過,求《邊城》電影上得到成功,純粹用現實主義方法恐不易見功,或許應照伊文思拍《霧》的手法,鏡頭必須采用一種新格調,不必側重在故事的現實性。應分當作抒情詩的安排,把一條沅水幾十個大大小小碼頭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氣候下熱鬧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

《大眾電影》刊物上的《邊城》劇照。

《大眾電影》封面的《邊城》劇照。

凌子風與沈從文

  凌子風拍《邊城》

  沈從文一字一句改本子

  當時間來到一個新的時代后,又一位對《邊城》有著同樣熱愛的導演起了拍攝之心,他就是已經因《紅旗渠》、《駱駝祥子》而成大名的凌子風。

  應該說凌子風當時是對之前的《邊城》拍攝未成的事情有所了解,但他還是依然很有信心地走進了沈家書房:“我采訪他時,看到他住的小小屋子(遠不如我)心里很不好受,可我又看他利用在故宮工作的機會研究中國古代服飾,出版了一本好厚好厚的書,我愛不釋手。我更敬佩他這位老作家了,更同情于他,我希望將這樣一位作家的作品搬上銀幕,把讓更多的觀眾銀幕欣賞他的作品當成自己的責任。”(《凌子風自述》)

  根據凌子風的自述,早在拍攝《駱駝祥子》之前他就想到了拍《邊城》,但之所以先拍《駱駝祥子》是覺得這樣做過癮、夠勁兒,因為兩作家是完全不同的風格,就劇本一項就完全不同。“我要是按《駱駝祥子》拍《邊城》非砸了不可。”凌子風首先從沈從文的處境入手考慮。長期以來,沈從文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很多作品難以出版,就連書店里他的書也都入了倉庫,“改編劇本時,編劇通常習慣按照從前我們所謂故事片的概念去寫,可這不是沈從文的作品,而且這樣編,沈從文的風格也出不來。沈從文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作品,他有自己的風格特點,拍他的電影要尋找一種方法來符合沈從文的這種風格和特殊的味道。”凌子風知道怎么去找,他說:“沈從文的作品有韻味,帶有詩性。”

  凌子風請了兩個編劇寫劇本,“沈從文本人又一字一句地改好了稿子。這本子我現在還存著,很珍貴,沈從文的蠅頭小楷,他甚至把標點都改了。”凌子風有一股誓要把《邊城》拍出原汁原味的決心。他拿到編劇給的分鏡頭,不滿意,自己沒脫鞋沒脫襪子在書房里熬了九天九夜,拿著原著小說寫分鏡頭劇本。為了找扮演翠翠的演員,找了很多人,最后在一個高小學校找到了,還正在上學呢,就是后來帶給沈從文看的13歲的戴吶。找電影的場景,寶塔是現造的,花了兩萬多塊,配音則是偶然間聽到福建漳州一個對臺廣播的播音員的聲音,就把這位女播音員請到北京參加配音,事實證明很成功。

  影片第一個鏡頭就是在沈從文書房拍攝的,年逾八旬的沈從文出鏡,然后出畫外音介紹創作《邊城》的作家沈從文,鏡頭緩緩進入到“邊城”……

  “《邊城》拍完以后,我給沈從文看過,那時候他正在住院,我用手提放映機在小銀幕放給他看,他看了很滿意,他夫人看了也很滿意。”(《凌子風自述》)。影片出來后,大受好評,在當時的一些影視劇刊物上幾乎都刊登了這部影片的劇照和介紹,獲獎后更是引起很多觀眾的關注。“有人說,你拍《邊城》拍得太美了!其實,大自然就是那樣美,雖然生活中有苦,也不是所有人都長得美,可自然風光就是美的啊!”凌子風自述,拍完《邊城》后,他還想在拍攝老舍作品之后再拍一部沈從文的作品。

  1985年春,當時的權威影評刊物《大眾電影》記者鄒建文發文評論:“現在影片《邊城》完成了,確實比預料的好得多,它猶如一幅古樸典雅的抒情詩畫卷。凌子風導演不愧是一位大手筆,他終于把對沈從文作品的激情化成了詩——《邊城》這部影片可以稱得上是一部電影散文詩。”(《讓激情化為詩》)

  在所有的評論中,我尤其注意到觀眾短評中有一篇邵牧君的小文《<邊城>小議》:“看過《邊城》的文化人,都說片子拍得好,耐看,說它是一首含蓄細膩的抒情詩,老人的寂寞心靈深埋著痛苦的往事,少女的純樸情愫包藏著幸福的憧憬,一切都描繪得恰到好處。”但同時他也指出一些觀眾認為此片沒看頭,“他們說《邊城》沒看頭,糟老頭子加傻姑娘,老在一條小河上轉悠,連個反面角色也沒有。”“藝術性高的東西,欣賞者總是相對的要少些。”《邊城》拍得很好,原著、導演和部分觀眾都很滿意,并且拿了大獎,但票房卻未能如愿,甚至說使人失望。“《邊城》目前不太賣得動票,可以放一放,過些年再發行,一定會有更多觀眾。不過,要想打破賣座紀錄,恐怕是永遠也不可能的。”真是很佩服這種遠見,如今將近三十五年過去了,這個“魔咒”似乎仍未打破。當然,這仍不能阻擋我們一部分觀眾對于《邊城》影片的忠誠熱愛。(王道)

原文鏈接:http://bjwb.bjd.com.cn/html/2019-11/21/content_12430589.htm

(責任編輯:桑愛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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